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喻国明安大交流会:谈“互联网是高维媒介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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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12月4日晚上7点,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、博士生导生,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教授做客安大,在博北D101为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子们带来了一场名为《“互联网是高维媒介”:一种社会传播形态的全新范式》的讲座。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姜红,芮必峰教授、吕萌教授、刘勇副教授,团委书记韩斌及各系讲师和同学们聆听了这次讲座。

(图一,图为讲座现场)

讲座由对互联网现状的分析展开,喻国明教授举出了“诺亚基”的例子,说明传统的“技术逻辑、产品逻辑”在社会对通讯有了新的价值需求后,相形失色,“变得中断、突然死亡”,对于社会发展趋势与新逻辑的把握就显得十分必要。随后,又以“柯达公司”之例指出了受“既得利益”限制的危害性。从而引入话题:“‘互联网+’的时代下,互联网不仅仅是传播工具,更是这个社会的操作系统。”

互联网对于社会的操作首先从“信息”开始。和传统媒介构造以“机构”存在不同,互联网是对“个人”的激活,使其在传播中产生“核裂变”的反应。个人的传播效能足够与传统媒介相抗衡,“社会连接已然从机构降解到个人,而互联网就是构造我们社会的信息系统。”

(图二,图为喻国明教授正在演讲)

对社会的操作权也引起了社会新的变革,互联网作为一种“高维媒介”,赋权并激活了对于“个人”为基本单位的社会传播单位。“一张白纸上画一个圈,在这圈里面画一个老虎,可以把这老虎管的严实;但若是个三维的立体老虎,它能在圈内自由行走,你的圈对它产生不了任何限制和束缚。”喻国明以“老虎”之喻指出“用低维度的思想管制不了高纬度的事务”,从而阐明政府用管“机构”的方法管“个人”的社会传播,必然会陷入失控、焦虑的状态。

以“新闻传播”为例,它决定着社会视野、设置着社会议程、引导着舆论导向,政府用管传统媒介的方式管理互联网,颁布“新闻许可证”,但人际大网通过社交媒介建立之后,“个人传播效能被激发,立刻就出现了复杂的、政府难以掌控的局面。”

而在手机成为我们接触信息的第一媒介之后,传统媒体的危机就体现在由“渠道的中断、失灵”所导致的传播困境上。这就涉及到“顶层设计”的战略、战术问题,“战略问题的解决就像系衬衣的第一个纽扣,系对了,慢一点儿都是在向正确的方向逼近和靠拢;倘若第一个错了位子,哪怕你动作再麻利,也是南辕北辙。”

(图三,图为现场学生提问)

于是,互联网的转型就需要做出选择,“要么去做入口级的信息平台,要么去做垂直信息服务体系。”一旦判断选择错误,努力则会归于白费。喻国明称现在市场上做各种app基本上属于“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资源浪费”,入口级平台已然形成了“寡头独占”的格局。之后,喻教授以微信、微博、百度、淘宝为例,梳理了时代从“网络化”、“数据化”到如今“人工智能化”的转变。

这就要求互联网需要做“大媒体”,和“全媒体”形式上的变化不同,大媒体需要从内容、范围、渠道,在跨行业、跨内容上实现社会增值,达到“1+1>2”的效果。而撇弃入口级平台,传统媒体能做的便是“垂直的信息服务系统”,“做内容优势,利用自己所在领域中的公信力、累积的社会整合、动员、激活能力,深入社会内部的价值链条。”

(图四,图为芮必峰教授讲话)

由此,互联网就需要一种能与它相匹配的管理模式、运作逻辑,而继续用传统的低维思维、范式去运作它显然是荒谬的、无效的。喻国明最后介绍了媒介生态的重构以及政府角色的转换,将未来媒介生态的基本要点归为:“一、依托大流量开放平台为基础系统;二、个人、利益组织和专业新闻机构成为连接信息的节点;三、政府角色的转换:从传播机构的管理者到社会传播生态的共建者。”

(图五,图为姜红院长讲话)

讲座最后,喻国明和同学们现场交流,对微博、新闻教育等问题进行讨论。芮必峰也站在“谨慎的乐观主义”立场上和喻教授就“政经全力威胁媒介权利”做了简单的探讨。

对于新闻学子,喻国明认为新闻人要做意见情绪的平衡者、社会表达的维护者,“当社会哭的社会不要让社会哭出绝望,当社会笑的时候不要让社会笑出狂妄。”

“喻老师的讲座从传播哲学落到现实,解释、引导、回应现实的关切,对业界、学界、政界都有启示;信息量十分饱满,许多细节都能做深入研究。”姜红最后用胡适之言总结道,“为学有如金字塔,要能广大要能高。”

 

05 2015-12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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